2020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指出，“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这意味着，我国在持续为减缓气候变化影响做贡献的基础上，按下了减碳的加速键。

　　这是我国对国际社会的承诺，也是对国内的动员令。

　　我国当前面临的“碳约束”和“碳压力”

　　在国际环境中，欧盟和美国表示在2050年实现碳中和。然而，欧盟已于1979年碳达峰，美国也于2005年碳达峰，分别有71年和45年的时间从峰值走向净零排放。而我国作为世界上*大的发展中国家，在2030年碳达峰、2060年碳中和，仅用30年从峰值降至零排放，中国的中和斜率会远陡峭于欧美，这意味着减排速度要超出欧盟一倍，未来四十年我国将面临巨大的“碳约束”和“碳压力”。

　　主要经济体达成碳中和任务的预期速率对比(单位:百万吨/年)

　　在能源结构方面，我国能源利用仍以煤炭为主。我国幅员辽阔，化石能源储量较为丰富，其中又以煤炭资源为主，决定了我国以煤炭为主的能源利用情况。我国企业发展和城市扩张对煤炭的需求非常高。以化石燃料为主的能源结构给我国碳达峰、碳中和的目标带来了挑战。

　　在化工行业方面，企业面临多重变革。由于化工行业贴近能源前段，产品受到上游影响极大，而在特殊的资源背景以及发展阶段，我国在化工产品供给方面形成了分化的产品格局：基础化工产品的供给充裕，部分产品产能过剩，而在高端产品领域仍然大量依赖进口。

　　作为一个超大型经济体，我国在人均GDP已达1万美元、又有碳中和减排巨大压力的背景下，坚持走向绿色清洁的发展道路，保持较高经济高增速和高质量发展，展现了负责任大国的担当。

　　以政策激励**行业标准

　　我国提出碳达峰、碳中和后，生态环境部、能源部、工信部、央行等多部委多领域均为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加紧制定行动方案。例如，生态环境部印发的《关于统筹和加强应对气候变化与生态环境保护相关工作的指导意见》中提出，要鼓励推动能源、工业、交通、建筑等重点领域制定相关目标及行动方案；工信部在2021年全国工业和信息化工作会议上强调，将压缩粗钢产量，确保粗钢产量同比下降；国家能源局在全国能源工作会议上提出，加快风电光伏发展，稳步推进水电核电建设，大力提升新能源消纳和储存能力等。

　　毋庸置疑，随着“碳中和”进程加快，国家相关部委将会出台更多政策指导各领域企业升级转型。同时，在国家政策的纲领下，各个地方根据自身发展情况也进行了相应部署。

　　其中，上海在“十四五规划”中指出，上海将制定全市碳排放达峰行动计划，着力推动电力、钢铁、化工等重点领域节能降碳，确保在2025年前实现碳排放达峰；海南在《2021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要大力发展绿色产业，实行减排降碳协同机制，实施碳捕集应用重点工程，提前实现碳达峰。

　　以政策激励**行业标准，这将有力倒逼能源结构、产业结构不断调整优化，带动绿色产业强劲增长。同时，也向世界明确，我国要走绿色复苏、绿色转型的道路。

　　多措并举助推我国实现碳中和目标

　　政府作为政策制定者，在实现碳中和目标中起着主导和监督的作用。政府通过编制和实施相关的中长期专项规划和年度计划，将碳中和目标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通过立法手段、确立行业和企业标准、面向社区公众的激励政策等，做好碳中和目标的顶层设计。

　　一是可以健全法律制度，为减排政策的长效实施增强执行力度，把碳中和的长期愿景转换为全社会的行动共识，通过结合各地、各行业的资源禀赋、发展阶段、产业结构等特点探索差异化的转型路径，**促进低碳转型的企业行动和个人行为。二是可以为不同行业、企业构建完善的政策体系来推动企业层面的碳中和行动，加强对低碳/零碳技术保护和扶持，完善低碳/零碳知识产权保护，并利用气候投融资工具，降低企业零碳创新成本，为企业自主探索碳中和发展路径拓宽渠道。

　　企业既是实现碳中和目标的技术创新的主体，又是碳排放的直接来源，是碳中和目标*重要的行动主体。实现碳中和目标对企业意味着越来越严格的碳排放标准，以及越来越高昂的碳排放成本。但企业能否成功实现脱碳跨越，也决定着企业在未来市场上的竞争力。

　　一是将碳中和目标纳入企业长期发展战略，积极响应政府政策，加大低碳技术开发投入力度，为科技创新提供基础支撑，并通过工艺改进、供应链管理等措施提高整体效率，实现低碳/零碳生产，形成碳中和目标下新的市场竞争力。二是通过低碳产品引导公众低碳消费行为，低碳产品和低碳理念有助于在全社会范围内营造低碳消费的氛围，这意味着企业是否零碳发展将直接影响个人对企业商品的接受度和选择偏好。

　　当前，我国已经开启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实现碳达峰、碳中和对于加快生态文明建设、促进高质量发展至关重要。立足国情，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需要贯彻新发展理念，开辟一条速度快、成本低、效益高的中国碳中和之路。